文:陳穎

前陣子自由時報曾經報導,許銘傑為了從小在日本出生長大的女兒,有意要歸化日籍。今天的蘋果日報則報導,許銘傑為了女兒考慮未來退休後繼續留在日本工作,而且「現在台灣職棒環境不明朗,因此暫無返台發展的打算」。

這讓我想起郭源治從中華職棒退休後,聯合報的一篇報導,節錄如下:

「我是個逆境中長大的孩子,一向不懂得怕,我總是先把自己丟進未知,求生意志會帶著自己爬出來。但那陣子,我站在投手丘上,環顧四方,會覺得恐懼……」

他這麼說,是因為他拒絕了很多別有深意的邀約,尤其是11連勝那陣子,「好多人」找他「吃飯」,他都婉拒了,「作為一個明星球員,誘惑是很多的,我也會有去或不去的掙扎……不過,我就是贏在這裡!」

他說得含蓄。但對照那時他已回台灣讀書的女兒,在校門口疑似遭到黑道釘梢、騷擾的新聞事件,和他後來決定全家再搬回日本,隱約可以想見他當年面臨的恐懼,和一個球員的自重自惜,在關鍵時刻意義多麼重大。


這篇報導是2003年刊出的,6年後回頭看看這篇報導,裡面描述的情況仍不斷的上演著,黑道、組頭的威魄與利誘,依舊是台灣棒球圈的難解習題。

做為一個日本職棒的球員,歸化日籍對許銘傑的職棒生涯是有利的,而做為一個爸爸,許銘傑選擇留在日本也無可厚非,所以無論他做出怎樣的選擇,球迷們沒有什麼理由可以批評他。

至於他未來從日本職棒退休後,應不應該回來台灣職棒再打個幾年,當作是回饋台灣棒壇?看看郭源治的例子,如果台灣職棒的環境短期內沒有改變,或許繼續留在日本才是最佳的選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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