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ttoCat棒球新聞雜記

根據中央社在2015年1月16日的報導，致力於兒童權利問題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Kailash Satyarthi，在來台的午宴中與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有這樣的對談：

李遠哲：台灣並無童工問題，但兒童必須日以繼夜地念書，這也算是一種奴役。
Kailash Satyarthi：的確，這值得好好奮鬥一番。

我記得國中時期自己班上曾經來過一位南非的「體驗生」，總之就是校長特別安排體驗台灣學生生活的南非華人。難得班上有外國人來，而且剛巧座位就在我附近，當然是全然把上課秩序放兩旁，吱吱喳喳地和她閒聊了起來。那位女孩的面容如今已經完全沒印象，當時聊了什麼話題也大半忘光，只記得她非常驚訝台灣的上課時間之長，她說在南非下午她有大半的時間在做自己喜歡的運動，光這點就讓還是國中生的我羨慕不已。

之前曾經翻到過去台北市政府有所謂的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消弭惡性補習實施要點」，這個要點在1976年訂頒，而在2004年停止適用。惡性補習這個名詞在台灣已很久沒有人講了，但光是正規教育體系就有諸如：第八節、第九節、早自習、晚自習、暑期輔導、寒假輔導等偷取學生空閒時間的名詞，更不用講現在的補習教育依舊發達，許多學生依舊和從前一樣一下課就得到補習班報到，所謂的「惡性」只是在名詞上隱去了而已。

如果台灣的學生依舊被各種因素逼迫，只能「日以繼夜地念書」，好像只有全部時間都花在學習上，人生才會有意義。那麼不管高中、大學入學的方式調整成怎麼樣，這一代學生與上一代甚至是再上一代學生所面臨的教育環境，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差別。

在課本與作業的奴役之下，所有的台灣人就這麼長大了，也只能這樣無暇欣賞成長路上無限風景地長大了。

（陳穎）